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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电报码/电报机 从起源到实用(三)永不消逝的电波

2024-08-21 22:13:30 无线电的历史 19316 阅读需97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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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7 我党第一台无线收发报机的诞生记


在上海延安西路420弄9号,美丽园龙都大酒店门前一侧,种植着几株翠竹,竹下立着一块小石碑,碑文简单、平淡。

碑文: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遗址,延安西路420弄(福康里)9号。1929年秋,中共中央在这里建立第一座无线电台,由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收发报。年底,李强等到香港开设了分台,经香港分台的转递,在上海的党中央和江西中央苏区开通了无线电联系。

然而,就是这看似无奇的数语,却穿越了整整92个春秋,把汪郎带进了曾经那个我党地下工作者在反动当局的白色恐怖统治下,深入敌穴,为了革命事业而不顾自身安危的惊心动魄的谍战岁月。


7.1 李强临危受命建立无线电台,要在白区开辟一条新的战线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谷。

在反动当局刻意制造的白色恐怖下,为了保存革命火种,我党在白区的革命组织全部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斗争,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之间的联系遭到削弱。

这一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在井冈山成功创建了我党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然而,在反动当局的封锁、分割下,党中央要想加强和各地党委组织之间的联系,并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经验推广到反动当局统治薄弱的广大农村地区,指导各地党委的革命实践斗争,就必须建立一支无线电讯的革命队伍。

因为,如果还是单纯地依靠地下交通员来传递情报、传达党中央指示,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我党所承受的风险和压力是很大的。

在不考虑反动当局对地方上的严密监视及交通等问题,仅是交通员的身份暴露或背叛革命,这对我党的革命事业又是一次惨重的打击。

事实上,这种靠人为传递信息的方式,在当时也已经跟不上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

所以,建立属于我党领导的红色无线电台通讯网络,提高我党的通讯科技水平,迫在眉睫,势在必行,这关系到革命的成败。

1928年10月,刚从莫斯科参加完“中共六大”归国的周恩来,根据六大会议指示,准备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

但选谁来负责这件事情,让周恩来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选中了中央特科下的交通科科长李强。

李强,原名曾培洪,字幼范,江苏常熟人,1905年9月出生,1925年入党,革命经验丰富。

1926年2月,他受中共江浙区委派遣,组建了中共常熟特别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7月,为配合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在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的指示下,研制出了大量黄色炸药。

1927年3月,他又研制了大量的炸药、起爆药、手榴弹,为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提供了一定的武器装备支持。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强又妥善完成了我党重要成员的转移及革命群众的善后工作,减轻了我党的革命力量在上海的损失。而他在交通科科长的任职期间,又为我党建立和完善了秘密交通网络,确保党的领导人进入苏区的绝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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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他毕业于纯英文教学的上海南洋路矿专科学校,学习的是土木科,有一定的理工基础和英文阅读水平。这在周恩来看来,李强不仅承受住了革命的考验,又有很强的科研能力,非常适合承担建立红色电台的任务。

但这对于李强而言,完全属于赶鸭子上架,因为他对无线电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何况也面临着实际上的困难。

在当时,无线电通信技术在世界上属于新技术,在中国并没有大规模普及,而且反动当局还严密控制着中国所有的无线电通信设施设备,无线电报机更是被列为战略物资,轻易不可得。

在这样的环境下,市场上也没有中文版的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书籍出售,即使李强有心自己研制无线电台,也无从入手。

怎么办呢?只能找洋人学习无线电技术。

对李强的为难,周恩来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坚定的鼓励,没有中文书,可以看英文的,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自学,掌握无线电技术,研制出属于我党自己的无线电发报机。

不仅如此,周恩来又给李强派出了一位战友,时任我党上海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的张沈川,开始学习无线电报务。

李张二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上海进行了一场无声的革命斗争。


7.2 排除万难,我党的第一座无线电台收发报机研发成功了


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尤其是在缺乏资料,又身处白区统治下,注定是一个艰难而又伟大的任务。

事实上,李强最大的难点在于没有详细的无线电资料,而张沈川的到来暂时解决了这一难题。

张沈川,湖南慈利人,1900年4月生,1926年入党,1928年7月担任中共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而他还有另一个公开的身份,就是用张燕铭的假名字,成为反动当局在上海开设的无线电学校的学生,学习发报。

他利用自己的这一特殊身份,偷抄了两本军用密电码,以及一些教材提供给李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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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强自己也没有等待。

当时,位于法租界的福熙路403号有一家名为“绍敦电器公司”的变压器生产厂,老板蔡叔厚是我党地下党员,而工厂也就成为我党的地下秘密交通站,在这家公司的顶楼房间,李强安装了刨床、钻床、车床等工具,这里也就成为李强的电台秘密研究室。

窗外是刀光剑影,警笛长鸣,反动当局在大街上大肆搜捕我党党员和革命群众,室内却是灯火通明,图纸遍地,李强坐在纸堆上啃着冰凉的馒头研读攻克无线电技术。

但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获取无线电台的样式和更多的详细数据,李强扩大了自己的社交圈。

他一边凭借着自己流利的英文,出入洋人的洋行,偷偷搜集和无线电有关的书籍、报刊,查找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图样,绘制电台的线路图和零部件构造,购买一些无线电禁品零件;一边周旋于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无线电公司、大华科学仪器公司的买办身旁混脸熟,还和这些公司的职员称兄道弟,借机混入亚美公司的车间偷学技术,借出大华公司的机器拆卸后偷画草图,又装上及时送还回去。

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李强通过各种方式的学习,硬是掌握了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机器运行逻辑以及电台的制作工艺,并收集了很多制造电台所需要的零件、线圈、电机等。

努力没有白费。

经过李强、张沈川的反复拆装、收发实验,1929年9月,他们终于成功研制了我党历史上第一台无线收发报机。

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刻。

1929年,秋,夜。

“滴滴滴……嘀嘀嘀……”

电波声通过架设在阳台上的天线,刺破了夜空。

在大西路富康里9号弄堂深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一台只有50瓦功率的笨重电报机,在张沈川的操作下,成功接收到了反动当局电台发出的新闻和气象预报,并和国外业余无线电台完成了联络、通报。

李强则兴奋地在屋内来回走动,收发报的成功,也就意味着他研制的电报机完全符合无线电设备的使用标准,使得我党在通讯史上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尽管电报收发机的灵敏度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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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8 新中国成立后的电报业务和汉字电码


在晚清时期由威基谒绘制,自1871年5月出版并投入使用的世界上第一部中文电报电码书《电报书籍》开始。到张德彝编制的另一本电报书——《电信新法》,再到1881年时任上海电报局总办的郑观应对电码本扩编,扩编至9000余字的《四码电报新编》(即后来屡经重订的《中国电报新编》)。随着电报业的兴起,电码表的编制、电报收发的规则和挂号办法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明密码电报书》应运而生,1908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编译初版。之后,又有多轮修订,到 1939 年 5 月国难后已修订至第 94 版。建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于1952年出版了《标准电码本》,这个电码本经多次修订,沿用至今。

在电脑网络和手机出现之前,电报是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远距离快速传送文字信息的方法。

在我国四位数汉字电报码从1873年起一直使用到1980年代中期。四位数汉字电报码在使用时需要依赖莫尔斯电报码,发报员在发送中文电报时,需要先将电报中的汉字通过四位数电码表翻译成对应的数字,成为一组数码串;然后通过莫尔斯电码表对应的电码符号发送给接收方,随后,接收方需将收到的电码符号转译成数码串,最后将数码串转译为汉字,所以,汉字四码电报和英文电报相比较,四码电报多了两次人工翻译电码的手续,英文电报员只要记住28个字母的莫尔斯电码;汉文电报员,除了要记住10个数码的电报码外,还要记住数千个汉字四位电报码。

因此,汉文电报员记忆量显然大得多,翻译电文的劳动繁重得多,电报收发的过程也长得多,电报员的培养也困难得多。

总之,汉字四码电报显著地比英文电报繁难、低效、落伍。为了摆脱四码电报两次人工翻译的麻烦,清末就有人提倡电报拼音化,即直接用西方英文电报的设备,用拼音字母替代汉字收发电报。但拼音电报不仅在实行中离不开汉字四码,而且还加重了操作者和用户的负担,拼音电报最终失败。因此许多人一直努力设法通过电子技术祛除四码电报中的两次人工翻译。

1969年末就设计制作成功了的电子化中文电报收报机(译码机)是一项重大成果。

70年代末,邮电部的广州邮通继续此项研究,1982年获得成功。研制出“中文电传打字机”,也叫“汉字电报机”。外形和普通的中文打字机相似,可以实现发报和收报的过程中的自动化译电,完全摆脱了人工翻译。此事曾有新闻报道,使国人为之振奋。这加速了四码电报的寿终正寝,也为电脑化的汉字电报迎来了新的、短暂的繁荣。1985年,北京电报局的公众电报业务量最多时每月可达300万份,占电报局业务总量的一半。它是堪与英文电报比美的电脑汉字电报,但却只是昙花一现。进入90年代,电脑网络化和移动通讯网络化迅速发展,电脑和手机迅速普及,使用微机的电子信箱,电脑网络电话、视频电话以及手机的漫游及稍后的短信都已经成功普及。这些技术的功能比印字电报强大得多,使用也简单得多、方便得多,价格也便宜得多。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印字电报业务自然迅速走向衰落。临近新世纪时,电报更是日薄西山。2001年8月1日起,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宣布取消公众电报业务中的特急和加急业务。到2005年,北京每个月各种电报的发送量已经不足10份(1985年仅电报大楼为300万份)。北京电报大楼终于终止了电报业务。2005年12月1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网络通信公司在全国31个省(区、市)停止办理公众礼仪和鲜花礼仪电报业务。曾经广受欢迎的礼仪鲜花电报,随着E-mail、OICQ、语音视频、短信等的崛起,成为了永远消逝的电波。但事实上在手机接打电话或短信收发时,仍然会接收或发送一个明码内容为TEL或SMS的莫尔斯码电文开头,而且伴随着各位HAM对于无线电CW通信的使用,以及机场的导航信标系统都会使用明码电报进行报文的发射或者接收,成为了永不消逝的电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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